內容提要：1926年5月，外籍人在上海組織長江引水考考試委員會。消息見諸報端后，中華揚子領江公會又向上海總商會呈報此事，并要求上海總商會聯絡有關政府部門，設法阻止這種非法行為。

　　關鍵詞：引水;引水權;近代中國

　　收回主權、重振國家，是20世紀上半期中國歷史的重要內容。對于其中主權意識的成長、收回關稅自主權、廢除治外法權等問題，研究者已多有論述。然而，本文論及的卻是一個向來為學者們忽略的問題，即引水權的收回。因為引水這一職業的特殊性，這個問題在當時即不像關稅自主權、領事裁判權那樣成為政府和公眾矚目的焦點，此后也一直未進入歷史研究者的視野，以至于這段歷史極少為人所知。

　　引水(引水人)，舊稱領港或領江，1976年以后中國大陸稱為引航(引航員)，是近代時期新興的一種職業。按照當時人的說法，“凡在指定之區域內，于某一時期中專門協助船長引領船舶出入和航行于該區域之水道，而不擔任所引船舶之任何行政或它項事務者，為引水人。”[1]引水人的首要任務，在于為船舶提供安全、及時的引領服務。另一方面，由于港口水道的通航條件，實為一個國家的自然屏障，與國防有著密切的關系，因而近代歐洲一些國家，還有日本，都要求本國公民擔任領水內的引水人，并要求進出口的外籍船舶，接受強制引水服務。這是一個主權國家引水權的體現，屬于近代以來國家主權觀念的一個要素。近代以來中國被迫加入世界性競爭，國家主權嚴重受損，引水權亦喪失于外國勢力之手。及至20世紀上半期，國人方始覺醒，政府協謀于上，民眾支持于下，經過二十多年的持續努力，引水權最終基本收回。對于這一過程，迄今史家鮮有論述。本文采擇相關史料，對此作一全面介紹，以就教于方家。

　　一、 引水權喪失的概要

　　引水權的喪失，最早可上溯至1843年。這一年簽訂了《中英五口通商章程·海關稅則》，其中“進出口雇用引水”一款規定如下[2]

　　“凡議準通商至廣州、福州、廈門、寧波、上海等五處，每遇英商貨船到日，準令引水即行帶進;迨英商貿易輸稅全完，欲行回國，亦準引水隨時帶出，俾免滯延。至雇募引水工價若干，應按各口水程遠近、平險，分別多寡，即由英國派出管事官秉公議定酌給。”

　　次年7月簽訂的中美《望廈條約》也有類似的規定。及至同年10月簽訂的中法《黃埔條約》，除了保留上述內容，又添加了一點規定：“凡人欲當法蘭西船引水者，若有三張船長的推薦信，領事官便可準其引水，與別國一律辦事。”[3] 1847年中國與瑞典、挪威分別簽訂的通商條約，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簽訂的中英、中法、中美《天津條約》，以及1861年中國與德國簽訂的通商條約，都一一重申了上述三份條約中關于引水的規定。[4]

　　上述規定暗含三點，一是外籍船只進出中國口岸時有權自由雇用引水人，二是任何人(包括外籍人)都可以申請在中國擔任引水人，三是引水事權操縱于外國領事手中。這些規定，中國引水業納入了依附型發展道路，埋下了引水權喪失的根由。

　　當時，中國引水業方處于起步階段，專門的中國引水人非常少，多由漁民、船戶兼營引水。在外國領事、商人以及航運勢力的支持下，外籍引水人紛紛躋身各通商口岸引水業。及至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，通商口岸增多，引水業也在更多港口興起。制定全國性的引水法規，建立統一的引水管理制度，遂成為引水業進一步發展的需要。但當時中國政府缺乏這方面的自覺，對此漠然處之。這又給外籍勢力以可乘之機，他們積極策劃制定引水規章，試圖將中國引水業的管理權，集中到自己手中來。

　　更嚴重的問題在于，一方面，引水權在半個多世紀里逐步喪失，但另一方面，廣大民眾和中國政府官員卻一直不了解引水權的意義，許多人甚至連引水為何物都一無所知。這種狀況到19世紀末仍未改變。因此，收回引水權這一問題，便留給了20世紀的中國人去解決。

　　二、 國人引水權觀念的成長

　　“五四”運動期間主權意識和民族精神的高漲，為引水權觀念的成長提供了契機。根據彭重威的回憶，“五四”運動期間，在上海和其它各港的反帝愛國運動中，都有中國海員和領江公會的成員參加。[9] 當時，長江上還有一百多名中國引水人，但主要引水業務，都為外籍引水人壟斷。中國引水人倍受外籍引水排擠，而且受到海關外籍官員的歧視。他們在運動中站出身來，控訴外國勢力對中國引水權的侵奪，并特別指出一個嚴重問題，即在最大的港口——上海港，竟然無一中國引水人。由是，引水權操縱于外籍勢力之手的問題，第一次顯露于公眾面前，并開始引起各方面的關注。